在白馬和議之后一年中，宋軍對于軍制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尤其對于原本帶有濃厚將門、藩鎮甚至私兵色彩的核心主力進行的改制，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有宋一朝一直擔憂的武人亂政問題。在顧淵再造河山的聲望下，終其一生，這只在宋金七年戰爭中磨利了爪牙的猛獸，都匍匐在他的刀鋒下，并且緩慢地學會理解國家與民族的意義。
建炎五年之時，宋軍御營、殿前司諸軍以及西軍李彥仙部已經按照顧淵的設想完成了重整。他們以七千至八千人左右的“軍”為單位，每個軍都各自配屬了神臂弓射士、步戰甲士以及騎兵和工兵分隊，這樣的標準化調整，讓其每一軍都能更加靈活機動地獨當一面。也能在會戰之中迅速集結，形成配合默契的合力。
尤其是在部隊的大范圍機動中，大軍分成多路開赴戰場集合，對沿途各州縣的后勤壓力大大減小，也讓宋軍終于擺脫了開國以來積弊下來的臃腫步戰集團模式。
當然，更深遠的改革發生在宋軍的決策體系與信仰建立上。
參謀總部的設立讓這支富庶的軍隊不再僅僅憑借名將們的戰場直覺作戰。
誠然，如韓、岳、劉這般不世出的天才名將還是能在某些戰略戰術的關鍵時刻發揮出閃光的一刻。可顧淵的改革，卻極大地提升了一支軍隊的下限——設立到指揮一級的參議制度，能夠讓規模愈發龐大的宋軍在復雜戰役之中做出更加精巧的戰術運動。
三皇會戰中，雙方對戰場中央高地狼背嶺的爭奪，參議制度的精密計算以及對麾下各指揮的戰術運用，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戰前劃定的攻擊線精確到各個指揮，炮火掩護之下，重甲步軍精密的步炮協同攻勢這些東西都遠遠超過一支中世紀軍隊的理解范疇。
這樣的軍事改革，直到四百年后，西方世界才由瑞典的“北方雄獅”古斯塔夫大帝效法，經由普皇腓特烈二世之手，最終由法國皇帝拿破侖徹底完成。
而他們沒有能夠引入的，是宋軍之中特有的參政制度。
那些由武備學堂（后來也開始面向全國書院征募）提供的年輕書生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又沒有為大宋沉疴已久的官僚體系腐蝕。在宋金國戰的戰場上顯得血氣方剛，他們天然地帶著最樸素的漢家天下思想。
顧淵將他們下放到“都”這一級作戰單位上，讓他們用家國天下的信仰、用尊崇和榮耀——當然，少不了的還有金錢重賞，拴住那些廝殺武人們的心性。這一舉措，徹底改變了大宋暮氣沉沉的軍制！
平日里，那些參政官們編織出一張細密的網格，影響著那些同他們同吃同住、一同訓練的武夫們。
而在戰時，這些參政軍官又從來身先士卒，沖鋒在最前、往往也傷亡在最前，深受普通兵卒的認可。以至于到了戰爭中期，為了減少這種大規模的參政軍官損失，顧淵都不得不下令，禁止一線參政佩戴兵器，只是這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年輕人們舉身赴國難的心思。
——民族主義的信仰，從他的核心軍隊中發出了第一聲啼哭，蕩漾著微瀾，向帝國的各個角落擴散。而顧淵，則是在那中世紀文明的燈塔上，點亮近現代民族國家之火的舉火之人。
這樣的改革，很快便在戰場上被證明了其價值。
顧淵的御營本部兵馬，如若追根溯源，其中充斥著靖康中的勤王潰兵、梁山水匪、京東路臨時募集的青壯。即使是在他扭轉乾坤的淮水和青州之戰，都是多少依靠著運氣和僥幸，方才得勝。可在完成改革之后，這樣一支軍隊的堅韌程度卻是殿前司麾下禁軍以及大宋曾經最為精銳的西軍都望塵莫及的了。
顧淵某種意義上的政治盟友、順德帝姬趙瓔珞很快便意識到了這兩個制度的價值，她通過軍官輪換引入了這一制度，讓自己手中殿前司五軍的戰斗力也得到了增強。然后是在汴京之戰后徹底倒向顧淵體系的西軍吳玠與李彥仙部……
原本孱弱的宋軍很快擁有了一支封建軍隊不應擁有的凝聚力。
在民族、家國這些虛無縹緲的信仰號召之下，國難當前，那些年輕的武人們愿意為之而戰、也愿意為之赴死。
只是，這種對軍隊思想層面的改革跨度之大、目光之超前幾乎已經到了違背歷史應有規律的地步。
每每到此處，后世的史學家也禁不住地掩卷深思——究竟是什么樣的機緣巧合，方才造就了那位皇帝在靖康劫難中橫空出世？并且以近乎先知般的敏銳，避開了民族國家崛起之路上的每一個陷阱漩渦，使他的顧宋帝國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便走完其他國家用了幾百年方才走完的民族國家之路？
……
當然，在軍制之外，無法回避顧淵本人對于技術兵器的敏銳。
因為他的存在，宋軍對火藥武器的運用，在戰爭中呈現出一種近乎匪夷所思的跨越。靖康年間，汴京圍城，宋軍對于火藥的理解還是助燃物，最多能夠發出些嗆人的毒煙。可在建炎五年，楚人山上，宋軍已經能夠集結十門青銅鑄炮，對金軍發起跨越時代的轟擊。
——從靖康元年到建炎五年，雖然只短短五年，宋軍對火藥武器的理解，卻仿佛是一群原始人直接從一堆石斧石矛中拔出了百煉成鋼的利劍！
那些高高放列在楚人山上的火炮，擁有木質的堅固炮架、用以緩解后坐力的滑橇以及青銅鑄造的炮身。它仿佛是為大規模野戰準備，考慮到了所需要面對的一切。而這種簡單有效的結構深刻影響了后世炮兵的發展，甚至于六百年后的奧斯特里茨，拿破侖使用的依然不過是這種火炮的改良版。
除了受限于冶煉技術和火藥技術，其耐用性與射程存在問題之外，火炮——這一戰爭之神在發出咆哮的一刻就呈現出一種近乎完美的結構。
最為難的可貴的是，宋軍建立了一支能夠被戰馬拉動，在戰場上快速機動的“飛翔炮兵”。四匹馱馬便能拉起這些火炮在戰場上轉移陣地，機動與火力在這一刻戰勝了甲胄防御，密集的重甲步軍戰陣在新武器的威力前成為了笑話。
而這也使得三皇會戰被視作古典軍事時代的葬禮……
在那場戰役之后，人們總是對宋軍的炮擊津津樂道，一次次地妄圖從文字記載中尋找首次炮戰的戰果。可事實上，相比于火炮對于歷史帶來的震動，它首次投入戰場所造成的殺傷實際原本是不足以改變戰局的。
“虎穴”后來的戰場清點記錄，炮兵統領沈遲使用十門火炮，在兩個時辰中進行了四次密集炮擊，大約消耗了三百七十于發炮彈，對女真人造成了四千左右的傷亡。大約占金軍傷亡總數的八分之一。
相對于女真此番投入戰場的八萬大軍，這一數字要遠低于其承受傷亡的能力。一言以蔽之，如果是換做靖康年間的女真軍隊，這樣的打擊是不足以造成其最終潰敗的。
當代軍事愛好者們總執著于一遍又一遍地強調火炮在青化鎮的回響如何敲響了舊時代的喪鐘。可他們卻沒有看到新時代其實在炮聲響起之前就已悄無聲息地降臨，顧淵在將火炮投入戰場之前，便已建設起能夠支撐這種巨大物資消耗的龐大工商業與金融體系，克勞塞維茨認為，那應是總體戰的濫觴。
借著宋帝國領先于世的手工業與商貿資源，宋人第一次嘗試進行了社會化大生產。
比如神臂弩，一些精巧但關鍵的鑄件被授權交給民間作坊進行大規模生產。這些東西最后被送到官營軍器廠中進行組裝。即便是鎧甲這樣的軍國重器，到后來也向民間工廠放開了部件生產的權限。
甚至連火炮這樣的劃時代的武器，也有像炮架、輪廓這樣的非關鍵部件由普通的木匠廠代工，這些民間力量的加入，不但迅速擴大這些軍器的產能，而且極大地解決了無業流民的問題，讓原本蘊藏于民間的巨量資金在大宋內部成功地流轉起來。
建炎二年，宋高宗趙構在臨安時，大宋舉國鎧甲產量只剩下可憐的一百二十副每月。可在建炎五年青化會戰爆發前夕，僅僅是洛陽一處官商合股的軍器廠就能夠達到這樣的數字！
被戰爭催生起來的軍工金融復合體此時還并沒有成為后世綁架帝國的怪物，他們在宋金戰爭的后五年中為宋軍提供了上千萬的箭矢、十萬計的甲胄刀劍，二十二門火炮以及至少四千發炮彈！
不知當年金與西夏兩國皇帝如果能提前得知并且理解這一數字還會不會堅持發動青化會戰。他們一個方才完成了部落制向封建制轉型，一個雖然仿照宋制穩固了對河西走廊的統治，可有限的國境內卻還殘留著大量游牧部族。
事實上，即使沒有火炮的出現，在一個正飛速完成近代化改革的民族國家面前，他們也將淹沒于宋帝國龐大的人力、物力以及可怕的動員能力中。在這種超越當時封建君王們理解能力的打擊之下，失敗已經注定。
……
不過，楚人山上的炮聲轟響，吸引了后世太多研究者的目光，以至于這場戰爭對于當時東方世界的格局改變，都成為了最易被人所忽略的事情——對于顧淵來說，“三皇會戰”最大的戰果是將困擾大宋西北邊境百年的西夏徹底掃滅！
就在青化鎮前展開主力會戰的幾乎同一時刻，岳飛與趙瓔珞的偏師也憑借著火藥之威輕易炸開興慶府的城門。
嵬名乾順在同一日里失去了手中最為精良的六萬余核心武力，又失去了自己的國都。
在宋軍銜尾追擊之下，他甚至沒有機會走出橫山……
十五日后，顧淵引軍入興慶府，繼續西行赴耶律大石的大漠之約；
而吳玠、李彥仙則率軍兵不血刃克復太原，完顏宗弼不敢再正面對抗宋軍鋒銳，只得護持完顏吳乞買，徹底退出河東路，為這場震蕩時空的三皇會戰畫上了最終的句點。
——摘自《東方世界軍事史·卷四·帝國的黎明》（顧北離著汴京出版社212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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