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不減賦，跟俺有何關系？”魏進忠又說了一遍。
劉時敏垂下頭，沒做回答，只看著手里的信。一旁劉應坤也幫了一句腔，“是啊，干爹為啥要聽他的？干爹只需為皇上一人服務，根本不必考慮其他人的想法。而皇上貴為天子，即是天道，又何論民心？”
“唉，呵呵，”劉時敏聽到這，終于沒有繼續沉默，“師弟，徐上海來信，可并不都是說這些。”
“他信上還說了什么？”
“誠如應坤所言，皇上為天子，本可不論民心。但歷史上有許多賢明帝王，依然選擇聽取民意，或說愛民如子，這被史家、后世之人稱贊為一種美德，并記錄于史冊。千百年來，自秦皇滅六國一統華夏，聽取民意、愛民，便是天下君主一種可以選擇的權利……”
“于法理上，民意并不能左右廟算決策，而真正能走出廟堂的決策，都是在廟堂之上的各方，協商妥協之后，以旨意的方式來號令天下，或者干脆就是皇上的意志。但是，真正執旨意而行，能推廣到縣鄉一級之人，卻非朝廷欽定的官僚，而是以鄉紳豪右為主的民。他們同樣是民，但此民非彼民，他們自詡為民意的代表……”
“換句話說，朝廷旨意的貫徹，本質還是靠基層自治體系，非官僚體系。官府人力有限，在管不到的地方，民眾只能靠自己，即便身處廟堂之人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認，要維系基層運轉正常，讓國家賦稅能及時上繳，還得靠民意代表。這一直以來，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話又說回來，江南賦重，而減賦的呼聲一直都有，它即是百姓的民意，也是鄉紳豪右等民的民意，因這關切到他們自身的利益。如王鏊，為何直到晚年，仍積極為減賦而奔走呼吁？他本身也代表了莫厘王氏這個家族。再如前陣兒，蘇州本地多個士族聯名上疏皇上，請減江南賦稅，這些士族本身也是當地的著姓望族，減賦同樣是他們利益所在。而真正能推動民意，讓朝廷重視的，也是他們……”
“相比均田均役的改革，其呼聲同樣由來已久，從宣德年的官田減科就開始。自宣德到嘉靖的百余年，官田制度已經有了重大改變，比如平米法，核心就是官田、民田皆畫一加耗，不論大戶還是平民，都需支付用來運輸的耗米。實行平米法之后，盡管蘇州能振弊起衰，畢竟改革的目的，都只是盡力維護朝廷在江南的利益……”
“平米法之后，附加稅被保留了下來，但是官民田賦役負擔依然懸殊，這也倒逼賦役改革必須繼續下去。思路還是在于靈活運用加耗、改折等手段，但也曲折反復，異常復雜。歷任蘇州知府，無不以均平過于懸殊的官、民田賦役為治政目標，如果要均平，不僅直接影響朝廷的大宗稅源，還會觸及更為敏感的本質問題……”
“所幸到嘉靖十七年，在保證賦稅總額不虧的前提下，終于還是實現了官、民田一則起科。官民合則的實現，是均田均役改革的基礎，此后徭役合并就成了江南賦稅改革的方向，徭役納銀，部分攤入田畝，也是條鞭的雛形……”
“但是一條鞭需要清丈土地，地方衙門的職能也要隨之轉變，首先清丈土地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也只有在海瑞任應天巡撫的半年中，整個江南在攤丁入畝和括查隱田的力度較有成效。其次，就是糧長應役的職能逐漸下移到里甲。可惜在張江陵之后，再大規模的賦役改革已不再，當然改革并為停滯，主要因為朝廷對于官員的考核，錢糧一項日重一日……”
“不過呢，同時又有很多問題出現，條鞭之后，像徭役徹底納銀，其實并未實現。蘇州的力役負擔依然沉重，甚至還衍生出更多，諸如白糧、官布、絲絹等的解運，和漕糧力役。再加之本地士紳地主多以優免行詭寄、投獻、花分、濫冒等手段，大批佃戶不堪重賦，以至破產……”
“其實問題，依然是那個問題，要實現均田均役，首先要清丈土地和限制優免……所以至此，徐上海來信說到這里，想必師弟也清楚了，江南一地，各個世家、縉紳、望族、豪右，他們勢力都盤根錯節，尾大不掉，真想推行改革，阻力之大，僅憑一方根本無法推動……”
“明白了！”劉應坤突然插嘴進來，“簡單說就是，一方希望減賦，另一方卻希望均田均役，不能說倆完全不相關，但幾乎也南轅北轍了……”
魏進忠久不言語，似乎都忘了他面前還有滿桌豐盛的酒菜零食，幾乎沒動。對劉時敏所說的，他能聽得懂嗎？他當然聽得懂。
他之前一直不明白，為何朝廷上下大小官員，對征商稅都有一種‘與民爭利’的認知，現在他有些懂了。國家財稅，一直都在奉行原定額標準，但是定額的財稅的短處，就是越發不夠用，所以要追加課征來補充。就像皇上為何要向天下派出礦監稅使，從另一個角度看，不也證明國家財用之不足？
“難道不是因為定額財稅的原因？”魏進忠出聲回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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