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應龍雖然死了，但身后事卻未了盡。
未了盡，只因是生前結下的種種因果，但終究還是楊應龍太過天真，不了解這個權、利世界的生存法則。
一個安逸了八百年的家族，有什么理由‘造反’？無外乎想報復名義上歸他播州管轄，但實際上早已不受控制的五司七姓。
但朝廷才不管什么他與五司七姓之仇，只會認為他是造反，既已選擇了造反，又何必再心存僥幸？要是當初在拿下綦江后，聽從軍師孫時泰之言，進而攻重慶，再克成都……容易嗎？四川那時的駐軍才區區一萬左右而已。
克成都，把蜀王擄為人質，割據一方，然后靜待天下風云之變……又何嘗不是一位亂世梟雄？而不是兒戲一般的去立什么新的播州界碑，以證明他不是造反。喪失最后那點戰略機遇。
此時，恐怕最該感謝他的人就是李化龍，若那時他真聽取了孫時泰之言，則必為大患。
一將功成萬骨枯，以夷制夷之策，取得巨大成功，播州大患即除，李化龍是大大松了一口氣。
隨后，李化龍拿楊應龍之‘敗家身亡’來警告各大土司，將發給各參戰土司的炊用銅鍋盡數收回，改鑄鼎器，上刻銘文——惟星拱北，惟水朝東。惟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法祖，庶以不墜闕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兇。以為不信，視楊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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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四，沈一貫就收到李化龍的信札，內言：腹心盡潰，父子相疑。四面攻之，不自焚即當為人所執，不能逃矣……
沈一貫截取數言奏報與朱翊鈞，以寬君心。另外又言川貴之地本為窮敝之地，又經戰火，更為疲敝，應著意安撫，且要破格賞賜官兵。
但同時也上疏奏請朱翊鈞下令搜捕楊應龍賄賂過的朝臣、地方官員。
至六月，播州事定，朱翊鈞又傳諭沈一貫，“逆賊楊應龍已就天落，此實仰賴天地洪庥，祖宗估助，大小文武將士溽暑之時，成此大功，朕心嘉悅，其赦宥無辜，撫安地方事宜，卿可傳示該部議擬其奏。”
隨后，他便將此諭傳示諸臣。李化龍因惦記著丁憂，又跟著上疏言播州善后事宜十二條，待善后事了便能回家守制。御史李時華也建言：選留大帥、更置郡縣、清理疆界、優恤驛站、修筑城池、府官移鎮、議歸楚地。兵部則結合了這些意見，亦上了善后條議：宥無辜、禁豪強、夷險隘、明功罪等事。
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點用新的川貴總督，雖然播事結束，西南形勢并不容樂觀。朝臣舉薦京營尚書王世揚接任總督一職，又按慣例以郭子章陪推。
沈一貫卻認為，楊應龍死，而土司水西安氏氣勢正熾，郭子章不宜輕調，遂奏請點用王世楊為總督。
不過朱翊鈞的考慮卻是管轄京營亦是重任，王世揚雖然堪用，但不宜調動，郭子章繼續任貴州巡撫。另外，他又命沈一貫傳諭兵部，會推兩名忠實才望的官員，以滋選用。
很快，吏部便會同九卿科道推選，以陜西巡撫賈待問、宣府巡撫王象乾為人選，奏請點用。
只是這一次，朱翊鈞卻遲遲沒有批復。
久未得到回復，又告病在家的沈一貫內心憂慮，不得不上揭貼催促，彼處日夜望新督臣早至，情甚急也。伏祈即賜點用，令兵部馬上傳發，刻期到任，以圖善后長策，紓西顧之憂。
沈一貫之所以要盡快選出川貴總督，還是出自對西南局勢的擔憂。播州與周邊土司、州縣犬牙交錯，戰爭過后，重新勘定地界已經擺在明面，而且兵部已在商議將其改土歸流。
自戰爭之后，播土舊民僅存者十之一二，又存在大量的無主田，四川巡按早就致信沈一貫談及此地情形：播州素稱沃野，人人垂涎。當下鼎革之時，原有地土者思欲奪占，原無地土者亦思妄認，四方流民充斥其間，皆來占籍。而各土司指以楊應龍侵奪為名，紛紛告爭邊界……
這恰是他的擔憂，所以再三奏請：任此以往，到時川貴定是漫無統紀，至相爭殺，黔既不敢問，蜀又不復言，還望早日選任川貴總督，前往播州勘定邊界。
無論沈一貫怎么催促，但朱翊鈞對于處理國事依然散漫而不積極。
而軍餉的開支，李化龍另外提交朝廷一份銷算軍餉疏，對四川布政司的軍餉籌措、開銷、結余做了詳細說明。貴州巡撫郭子章同樣提交了貴州布政司在此役中的籌措、開銷、結余等。
疏中記錄，四川布政司自萬歷二十七年六月起，到萬歷二十八年九月止，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四路與所屬府衛州縣總計發戶兵二部，并本省、外省、蜀府義助、及派征未完地畝、夫價等銀，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兩。
其中由戶部咨解的太倉銀七萬余兩；兵部咨解太仆寺銀四萬兩；鳳陽李三才咨解銀八萬五千兩；湖廣撫臣支可大咨解漕折銀三萬兩；四川按臣崔景榮解臟罰款三萬五千兩；四川布政司庫銀十三萬六千余兩；川東道銀六十四萬二千余兩；川南道銀五十二萬六千余兩；川西道銀二千兩；貴州以福建協計解補銀十萬兩；各府州縣解銀四十二萬余兩；四川各州縣加派地畝賦稅銀十二萬三千余兩；四川加派運夫工食銀二十五七千余兩；銅錢合計2886兩。
屬于戶部銀的有兩項，共計十萬兩；屬于兵部銀的同為兩項，共計十二萬五千兩。其余皆是四川地方籌措銀兩。
郭子章疏中提到，貴州布政司實際籌措到各省直解貴州兵餉及木價借充兵餉，并舊鎮云南沐昌祚捐助等銀，通共一百零四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兩。此外貴州還從戶部題留湖廣本色漕糧中實際獲得八萬九千余石漕米，按時價每石銀七錢換算合白銀六萬二千四百余兩。
其中，兵部解到太仆寺銀六萬兩；南京戶部解到餉銀十萬兩；督臣李化龍解到餉銀十二萬二千余兩；云南撫臣解到餉銀十萬四千兩；黔國公解到報效銀二千兩；兩廣督臣解到餉銀三十八萬兩；湖廣支可大解到五萬余兩；河南撫臣曾如春解到餉銀九萬兩；福建撫臣金學增解到餉銀十萬兩；木價借充餉銀三萬兩；應天撫臣陳惟芝解到木價借充銀二千兩；戶部題留湖廣漕糧本色折銀六萬余兩。
貴州解銀里，屬戶部者九項，計銀84萬5千兩；屬兵部者一項，計銀六萬兩；屬貴州地方者三項，計銀20萬6千兩。
原本朝廷下詔加派四川、湖廣兩地地畝銀，湖廣擬加派二十六萬兩，只是這一筆湖廣并未協濟出去，而是留在了本省使用。
即便四川加派的地畝銀，李化龍亦是讓四川從中自得七萬兩，以五萬兩協濟貴州，只是最后并未協濟貴州，而全部留在本省。
湖廣所題留的漕糧正、耗米共計三十六萬石，為三省均分，以充平播糧餉。每省該九萬余石，改折漕糧并三六耗席、楞木各該一萬五千余兩。后來本該解往四川的本色漕糧因故亦以同樣的價格改解折色銀，連同楞木等銀共計八萬余兩，但楚撫支可大只解運了漕折銀三萬兩給四川。
貴州得到均分漕糧以每石折銀七錢算，合銀六萬余兩，及支可大差官解到軍餉并愣木銀五萬余兩。按戶部題留三省均分，每省得銀八萬計，湖廣實際分得九萬六千余兩，再加上籌措的其他經費，實際湖廣籌得共計九十萬兩。
由此也得到，朝廷為平定播州之亂，實際籌措的軍餉總額達449萬余兩，其中地方籌措就達286萬兩，源自戶部的經費有144萬兩，而來自兵部的經費只有18萬余兩。
自攻克海龍囤之日算起，離綦江失陷不到一年，離李化龍兵分八路誓師會剿之日不足四月。這段時間內，李化龍是嚴督經管司道等官，事事籌算，時時稽核，正支之外，絕無別項浮費。至戰事結束，這449萬兩經費并未全部用完。
三省的軍費開支都是本省的巡撫負責，四川是李化龍，貴州是郭子章，湖廣則是支可大。李化龍在上疏朝廷的《銷算軍餉疏》中明計，四川實際軍餉開支為138余萬兩，剩余108余萬兩。
郭子章在上奏的《播平奏報軍餉疏》中記錄，貴州的實際軍費開支為63萬8千余兩，剩余47余萬兩未使用。
湖廣在此役中實際使用軍費約為50萬兩，剩余42萬兩。三省合計共用軍費為252萬兩，僅占籌措軍費的不到六成。
播役結束之后，三省尚余198萬兩，這筆余款大多用在了營建、蠲免、賑濟等善后事上，以及征叫胡廣皮林苗人，另有部分繳還給了戶部。
四川則動用余款43萬兩抵扣了今年蠲免之數，另又解發三萬兩協濟胡廣征剿皮林。播州營建城池等支銷43萬9千兩有奇。
貴州則在余款中動支20萬兩解赴戶部交納，又支銀一萬兩賑濟被賊殘害的軍民，協剿皮林陸續支出三萬八千兩，剩余銀16萬8千，用于了新府州縣的經理建置善后。
湖廣剩余軍費，處用于征剿皮林叛苗外，還用在了蠲免當年的部分田賦。
若將善后費用一并計算在播州之役的總軍費開支當中，那么此役的軍費開支已達362萬余兩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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